清代以前中国人的色彩习惯与审美流变？ - 今日头条

引言：色彩的沉默证人

色彩，从来不只是视觉的装饰。它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礼制的物化，是时代的表情。当我们习惯于用“中国红”来定义中华民族的色彩基因时，是否曾想过：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真的始终沉浸在一片红色的海洋里吗？

走进敦煌壁画，那些历经千年依然鲜艳的朱砂与石青，诉说着古人对色彩的狂热；翻开《诗经》，“素衣朱襮”的吟唱，记录着白色与红色的交织；凝视宋徽宗的《听琴图》，那位身着玄色袍服的抚琴者，与周遭的素雅浑然一体。这些沉默的证人告诉我们：清代以前中国人的色彩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复杂，也更为素净。

本文将从礼制、服饰、建筑、民俗四个维度，系统梳理清代以前中国色彩习惯的演变历程，试图还原一个被“大红大紫”遮蔽了的、绚丽而深邃的色彩中国。

一、礼制的色谱：五德终始说下的王朝更替色

要理解古人的色彩观念，首先必须进入他们独特的宇宙观。在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人建立了一套将色彩与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理论——五德终始说。这套学说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认为每个朝代都对应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一德，而每一德又有相应的“正色”。

1. 夏商周：三代尚色各有不同

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

这段文字为我们勾勒出三代截然不同的色彩偏好：

· 夏代尚黑：夏人崇尚黑色，丧事在昏黑的夜晚进行，战争中骑黑马，祭祀用黑色牺牲。

· 殷商尚白：商人以白色为尊贵，丧事在正午进行，战争中骑白马，祭祀用白色牺牲。

· 周代尚赤：周人崇尚红色，丧事在日出时进行，战争中骑红马（白腹），祭祀用红色牺牲。

这三种色彩偏好，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色彩观念的基本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尚色”并非全民性的审美选择，而更多是礼制层面的规定，与祭祀、战争等国家大事相关。但即便如此，它们依然深刻影响了民间对色彩的认知。

2. 秦汉：五德循环下的色彩嬗变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五德终始说，认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应为水德。水德对应的颜色是黑色。于是，秦朝“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史记·秦始皇本纪》）。黑色成为秦朝的官方色，这可以看作夏代尚黑的遥远回响。

汉朝建立之初，承袭秦制，仍以水德自居，尚黑。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正式改历法，定汉为土德，色尚黄。这是黄色第一次成为王朝正色，开启了此后近两千年黄色的尊贵之路。但汉代民间并未完全统一，王莽篡汉时，又自认为土德，尚黄；东汉光武帝复兴汉室，重新确立火德，尚赤。这种反复，折射出色彩背后激烈的政治斗争。

3. 隋唐以后：黄色的独尊与色彩的等级化

隋唐时期，色彩制度进一步完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颁布的《衣服令》，是中国古代最系统的色彩等级制度：天子常服赤黄，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红），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黄（指浅黄色，后因与天子色混淆，改为白色或皂色）。

这一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黄色（尤其是赤黄）正式成为皇家专用色，严禁士庶使用，确立了此后一千余年黄色的至尊地位。

· 紫色超越红色成为最高级官员服色，这是道教文化影响的结果（紫微星、紫气东来）。

· 红、绿、青构成了中低级官员的色谱，这些颜色开始与权力挂钩，逐渐进入民间审美视野。

从此，中国古代的色彩体系不再是简单的“王朝正色”，而是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等级谱系。这套谱系一直延续到清代，虽有所调整（如明代尚赤，取消紫色官服），但基本框架未变。

二、服饰的色彩：从“白衣风雅”到“红妆时代”

如果说礼制层面的色彩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那么服饰色彩则是民间审美的直接表达。在这个领域，我们看到了一幅与今天截然不同的图景。

1. 先秦至汉：白色的高贵与日常

在《诗经》中，我们读到“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郑风·出其东门》）。“缟衣”即白色衣衫，是诗人眼中心上人的美好装束。这说明在春秋时期，白色不仅是贵族礼服的颜色，也是民间女子日常穿着的美服。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重仅49克，薄如蝉翼，通体雪白。这件被誉为“国宝”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汉代贵族对白色衣料的极致追求。它并非丧服，而是一件罩在外面的礼服。可见在汉代，白色依然是高贵的颜色。

2. 魏晋南北朝：白色的审美巅峰

这一时期，白色迎来了它在古代中国的审美巅峰。名士风流，以“白”为尚：

· 肤白：何晏“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赐热汤面，何晏食后大汗淋漓，以红衣拭面，面色反而更显洁白。“傅粉何郎”成为美男子的代称。

· 衣白：魏晋名士多爱穿白衣。《世说新语》记载，王恭“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见其在肆上，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这种“白衣胜雪”的形象，成为后世文人心中永远的风雅符号。

· 妆白：女子化妆以白妆为主，敷铅粉打造白皙面容，与唐代以后盛行的红妆（酒晕妆、桃花妆）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白色与丧事并无必然联系。虽然丧服是白色的，但白色绝非丧事专用。恰恰相反，它是日常的、风雅的、高贵的。

3. 隋唐：红妆乍现，白色犹存

唐代是中国女性妆容史上最浓墨重彩的时代。从初唐的“晓霞妆”，到盛唐的“酒晕妆”“桃花妆”，再到中晚唐的“血晕妆”，红色在女性面颊上大放异彩。新疆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仕女俑，脸颊上两团鲜红的胭脂，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白色退出历史舞台。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其形象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素雅。唐代女性妆容往往是“白妆为底，红妆为饰”，先以铅粉打底，再施胭脂。白色的底妆依然不可或缺。

男性服饰方面，白色依然是士人的日常用色。白居易自号“白傅”，其《新制布裘》诗云：“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李白《将进酒》中“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的狂放形象，也是与白衣飘飘的形象紧密相连的。

4. 宋元：素雅的回归与红色的潜流

宋代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审美的一个转折点——从唐代的浓烈奔放转向宋代的含蓄内敛。这种转变在色彩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宋代女性妆容一改唐代的红妆浓抹，追求“薄妆”“淡妆”。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虽是写西湖，却也道出了宋代审美的倾向：淡妆亦可，甚至更佳。男性服饰方面，白色、青色、褐色成为日常主流。我们从宋人绘画中看到的文人雅集、士人出行，人物着装多为素色，几乎看不到大红大紫。

但红色的潜流一直在涌动。宋代官服制度沿袭唐制，四品以上服紫，五品六品服绯（红），七品以下服绿。红色依然代表着权力与地位。民间婚嫁习俗中，也开始出现红色元素。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汴京的婚礼中，“新人乘马，张盖，以红绸缠绕，谓之‘红盖头’”。红色开始与喜庆之事产生关联。

5. 明代：红色的崛起

明代是红色地位跃升的关键时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姓“朱”，朱即红色；且明朝在五德学说中定为火德，色尚赤。因此，红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正确性。

明代的官服制度中，虽然保留了紫色（后取消），但红色已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色调。明代的公服，“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明史·舆服志》）。红色成为权力顶端的象征。

在民间，红色也逐渐渗透进婚嫁习俗。明代小说《金瓶梅》《三言二拍》中，频繁出现“红嫁衣”“红盖头”的描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红色习俗尚未完全统一。明万历年间刊刻的《闺范》中的插图，新娘依然穿着青色或绿色的嫁衣。红与青、白并存，是明代服饰的真实图景。

三、建筑的色彩：从“丹楹刻桷”到“白墙黛瓦”

建筑是凝固的色彩。中国古建筑用色，呈现出比服饰更为复杂的层级结构：宫廷建筑的绚丽多彩与民间建筑的素雅质朴，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色彩的两极。

1. 宫廷建筑：红色的神圣化

中国建筑中使用红色的历史极为悠久。考古发现，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开始在居住面上涂抹红色的矿物颜料。商周时期，“丹楹”（红色柱子）、“朱户”（红色门扇）已成为贵族宅邸的标志。《论语·公冶长》记载：“山节藻棁”，虽未言色，但后世注疏多认为这些雕刻精美的构件是施以彩绘的。

汉代未央宫、建章宫，据文献记载已是“金铺玉户”“重轩镂槛”，色彩斑斓。唐代大明宫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红色颜料的痕迹，可以想见当年宫殿的壮丽。

但中国古代宫廷建筑色彩的巅峰，无疑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红墙、红柱、红门窗，配以黄色或绿色的琉璃瓦，在蓝天下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种红黄配色，经过明清两代的强化，成为中国人心中“皇家气象”的标准图像。

2. 民间建筑：青砖黑瓦的主旋律

与宫廷建筑的浓墨重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民间建筑千百年来的素朴底色——青砖黑瓦。

这种建筑风格，在宋元时期已相当成熟。南宋《营造法式》中记载的民居做法，即以青砖、灰瓦为主。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对民宅的要求是“墙以土筑，瓦以灰烧”，强调的是朴实耐用。

明代计成的《园冶》，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园林建筑著作。书中极力推崇的，正是“白墙黛瓦”的江南文人审美。这种审美强调与自然的和谐，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苏州园林、徽派建筑、江南水乡，无一不是这种审美的体现。即便是富商巨贾的宅邸，也极少采用皇宫那样的红墙黄瓦，而是遵循着青砖、白墙、黑瓦的朴素色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青砖黑瓦”并非周边国家独有，而是中国汉族传统民居的主流。从山西平遥古城的深宅大院，到福建永定的客家土楼，再到云南丽江的纳西民居，虽然形态各异，但基本色调都围绕着青、灰、白、黑展开。这种素雅的建筑底色，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才随着现代建筑材料（红砖、水泥）的普及而逐渐改变。

3. 寺庙建筑：色彩的宗教隐喻

寺庙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色彩的另一重要领域。佛教传入中国后，带来了新的色彩观念。

早期佛教建筑受印度影响，多用红色。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佛殿建筑多为红色梁柱。隋唐以后，寺庙建筑逐渐中国化，色彩也趋于多元。宋代以后，黄色在佛教建筑中地位提升，这与藏传佛教的影响有关。元代以后，喇嘛教建筑的黄色琉璃瓦，甚至可与皇宫媲美。

道教的色彩体系则更为复杂。道观建筑多用红色，因为红色代表阳、火、南方，与道教的核心观念相合。但道教的法衣、法器、神像，则有着更为繁复的色彩体系，青、红、白、黑、黄五色俱全，对应五行、五方、五帝。

四、民俗的色彩：红白喜事的流变

最能直观反映古人色彩观念的，莫过于民俗活动。在婚丧嫁娶、年节庆典中，色彩被赋予了最丰富的情感内涵。

1. 婚礼：从“青庐”到“红盖头”

今天的中国人一提起婚礼，首先想到的就是“红色海洋”。但在古代，情况远非如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习俗传入中原，“青庐”婚礼盛行。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新人交拜于青布搭建的帐篷中，青色成为婚礼的主色调。

唐代婚礼，据《开元礼》记载，新娘礼服为“青质连裳”，即青色衣袍。这种“青嫁衣”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宋代。北宋《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婚礼，“新人乘车，以红绸缠绕”，红色元素开始出现，但新娘的嫁衣依然是青色或绿色为主。

真正意义上的“红嫁衣”流行，始于明代中后期。明代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娶李瓶儿，“六对红灯笼，八对红纱灯，引进门来”，红的比重明显增加。但即便如此，直到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缘传》中，仍有“穿了一身重孝，白绫裙袄”的女子改嫁的描写，说明白色在婚礼中并未完全消失。

清代以后，随着满族习俗的融入和民间戏曲的影响，“红男绿女”逐渐成为婚礼的标配。但直至民国时期，江南一带仍保留着“青布婚礼”的遗风。今天的我们，早已将红色与婚礼画上等号，殊不知这不过是近三百年才形成的习俗。

2. 丧礼：白色的一统与变异

丧事尚白，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礼记·曲礼下》云：“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从，则号泣而随之。”注疏中提到的丧服制度，即以素白为主。

但白色在丧礼中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先秦时期，丧服用极粗的生麻布制成，不染色，保持麻布本来的白色，象征“哀摧之心”。这种白色是悲痛的，也是质朴的。

汉代以后，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丧服材质趋精，但白色始终是丧礼的主色调。魏晋名士虽然平时也穿白衣，但丧礼中的白衣与日常白衣有本质区别：丧服不缝边，不修饰，以示哀痛。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丧礼中并非全是白色。依《礼记》记载，不同亲属关系、不同丧期，丧服的材质、形制、颜色都有差异。五服制度中，斩衰（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颜色呈本色白；齐衰用稍细的熟麻布，颜色略白；大功用细麻布，颜色更白；小功用更细的布，颜色近白；缌麻用极细的布，颜色已接近日常衣服的白色。这种层次的区分，体现了儒家对情感表达的精细化规范。

3. 节庆：灯笼的色谱

你提到的“节庆挂黄灯”，是一个极佳的问题。古代节庆灯笼的用色，确实与今天大不相同。

元宵节赏灯，是古代最重要的节庆活动之一。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时元宵灯会，“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此时的灯彩，以宫灯为主，多用黄、白两色丝绸裱糊，以示皇家的富贵堂皇。

唐宋时期的灯市，灯彩种类繁多。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元夕灯品：“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所谓“五色”，包括红、黄、青、白、黑五正色，但以黄、白为主流。

为什么古代灯笼多用黄、白两色？原因很简单：透光性。白色纸张或布料透光性最好，能让烛光最大限度地照亮街巷；黄色纸张或布料透光性次之，但能营造出温暖、富贵的视觉效果。红色纸张或布料透光性最差，点灯后光效并不理想。因此，古代灯笼以黄、白为尚，是技术与审美的双重选择。

明代以后，随着染纸技术的发展，红色纸张的透光性有所改善，红灯逐渐增多。但直至清末民初，走马灯、宫灯的主流仍是白底彩绘或黄底彩绘，红色并未占据主导。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影视作品（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塑造的视觉符号。

五、物质的局限：染料技术对色彩的制约

除了礼制、审美等因素，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决定了古人的色彩习惯——染料技术。

1. 植物染料的色彩谱系

中国古代的染料主要来源于植物。常见的红色染料有：茜草（染土红色）、红花（染鲜红色）、苏木（染绛红色）等。其中，红花染出的红色最为鲜艳，但价格昂贵，一匹红花染成的红绸，其价值是普通白布的数倍甚至十数倍。

蓝色染料主要是靛蓝，由蓝草发酵制成。青色（介于蓝绿之间）可由靛蓝重复染色或与黄檗套染获得。黄色染料有栀子、黄檗、槐花等。黑色染料则由五倍子、皂斗等富含鞣质的植物与铁盐媒染得到。

白色（准确说是本色）是最容易获得的——布匹不染色即为白色。麻、葛、丝、棉等纤维的本色，都是白色或乳白色。因此，白色服饰在古代是最普遍的，也是最经济的。

2. 红色衣料的昂贵

红色衣料之所以昂贵，是因为：

· 染料成本高：红花、苏木等红色染料植物，种植、采集、提取工艺复杂，产量低。

· 染色工艺难：红色染色需要多次浸染，且对媒染剂要求高，稍有不慎即色差。

· 色牢度差：古代红色染料普遍存在褪色问题，尤其是茜草染的红色，日晒后易变黄。

因此，在古代，能够穿一身鲜红衣衫的，非富即贵。《礼记·玉藻》规定：“衣正色，裳间色。”孔颖达疏：“正色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赤（红）虽为正色，但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是贵族专享的颜色。

3. 染料技术的进步与色彩的普及

明代以后，随着植棉技术的推广和棉布的普及，印染工艺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从美洲传入的胭脂虫红等新染料，以及国内红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得红色布料成本大幅下降。这是红色在明代中后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的物质基础。

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纺织业的繁荣，各种颜色的布料都变得相对容易获得。红色才真正从“贵族色”变为“民间色”。

结语：色彩的真相与启示

通过对清代以前中国人色彩习惯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人的色彩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 从夏代的尚黑，殷商的尚白，周代的尚赤，到秦汉的循环嬗变，再到隋唐的等级化、宋元的素雅、明代的红色崛起，数千年的色彩流变，呈现出一幅复杂而多彩的历史图景。

第二，白色在古代具有极高的地位。 它不仅是殷商的王朝正色，也是魏晋的风雅之色，更是宋明文人审美的主色调。将白色简单等同于“丧事之色”，是对历史的极大误解。

第三，红色的崛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从周代的王朝正色，到唐代的官服等级色，再到明代的权力象征色，最后到清代的全民喜庆色，红色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才走到我们今天所见的地位。

第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中国红”，是近三百年，尤其是近一百年才形成的历史记忆。 它既是色彩的自然演进，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我们不应以今人的色彩习惯去套古人，更不应将某一特定时期的色彩偏好视为亘古不变的“民族传统”。真实的传统，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真实的古人，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斑斓。

当我们凝视那些千年之前的白色衣衫、青砖黛瓦、黄灯素绢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同样绚丽、同样自信、同样属于中华民族的色彩中国。素以为绚，或许正是对这份古老色彩记忆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