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色彩的演变看罗马由共和国走向帝国 - 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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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os, rerum dominos, gentemque togatam!”（罗马人，世界的统治者，身着托加长袍的民族！）——古罗马名言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

如果只看制度文本，罗马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似乎发生在屋大维称“奥古斯都”的那一刻；但如果从象征系统入手，答案会更耐人寻味。权力真正发生变化，往往最先体现在它允许被看见的方式上，而色彩，正是最敏感、也最诚实的载体。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最高权力的视觉表达是克制的。红与白构成了公共权力的基本色谱：白色的托加象征公民资格与法律身份，红色则来自军队、祭祀与公共权威，是为共和国服务的暴力与神圣性的可见痕迹。元老穿白袍，执政官的紫边只是一道边饰，提醒他权力来自民众授权而非个人所有。色彩在这里是秩序的附属物，并不是权力本身。

穿着古罗马传统服饰“托加”的罗马元老院成员

这套配色的前提，是共和国对权力合法性的理解：权力属于“职位”，不属于“人”；属于公共事务，不属于私人荣耀。即便是凯旋将军，也只能在短暂的仪式中穿戴象征王权的装束，仪式结束，一切归位。色彩被严格限制，因为它一旦越界，就意味着对共和政治共识的挑战。

罗马执政官服装

但从共和国晚期开始，这种克制逐渐变得吃力。随着内战频发、个人威望凌驾于制度之上，色彩开始悄然变得浓重。凯撒在终身独裁官时期对紫色的偏爱，个人审美的言外之意是政治信号，紫色在地中海世界意味着稀缺、昂贵、不可复制，

（当时的紫色被称为“推罗紫”，紫色在古代世界长期是一种极其昂贵的染料，从海螺中提取，价格能够比肩黄金）

它天然指向一种超出公民共同体的存在。当这种色彩开始频繁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共和国的制度语言已经在视觉层面失效了。

凯撒渡过卢比孔河

某种程度上，罗马由共和转向帝制，真正的转折并不发生在屋大维“恢复共和国”的宣言中，实际上发生在发生在紫色被制度化的那一刻。

帝国时期，紫色不再是仪式中的暂借物，成为了皇权的专属标志；它不再附着于职位，而是绑定于皇帝的身体。金色随之加入，象征超越凡俗的永恒性与神圣性。此时的权力不再需要向公民解释来源，它通过不可触碰、不可模仿的视觉体系，直接宣告自身的合法性。

古典罗马皇帝服装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自己并未立刻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性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用共和国的语言理解帝国的现实，把尼禄之死后“四帝之年”

[尼禄死后（公元68年），帝国无明确继承人，各地军团拥立自己的将领，一年内接连出现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韦帕芗四位皇帝，混战至韦帕芗胜出，建立弗拉维王朝。]

类比为凯撒时代的内战，仿佛一切只是旧问题的重演。但色彩已经先一步揭示了真相：当皇帝的紫袍成为心照不宣的特权，当军队效忠的对象从国家变成个人，共和国的政治逻辑事实上已经终结。

到了三世纪危机，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全面崩溃期。近50年内换了超过25位皇帝（大多被刺杀），同时外族入侵、内战不断、经济崩溃、瘟疫横行。帝国一度分裂为三个部分，后由奥勒良等人勉强重建，但元气大伤，为日后分裂埋下祸根。]

这种变化终于不再需要遮掩。谁拥有军队，谁就拥有紫色；谁能披上紫袍，谁就被承认为皇帝。色彩不再象征合法性，而是直接成为权力本身的证明。

公元284年，饱受三世纪危机蹂躏的罗马帝国，终于迎来了其命运中的转折点——戴克里先皇帝的登基，意味着罗马帝国开始转向东方模式，其大力发展君主专制，废弃“元首”称呼，放弃“第一公民”叙事，引入东方宫廷礼仪，塑造皇帝神圣化、不可接近的叙事，同时建立四帝共治，直接制度化军权现实。同时，他执政中的一大手笔，也是将罗马皇帝的服装改头换面——将传统罗马共和制执政官服装改成了类似东方宫廷式君主的紫袍与吊珠冕冠。

戴克里先皇帝

“四帝共治”雕像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承并极端化了这一传统，将紫色与金色推向神学高度，皇帝成为“生于紫室”的存在，政治权力被彻底从公民共同体中抽离。

东罗马帝国皇帝服装

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

从红白到紫金，看似只是审美与仪式的变化，实则是罗马政治从公共秩序走向个人统治、从制度合法性走向事实合法性的全过程缩影。罗马共和国的终结，不需要某张法律，只需要人们逐渐习惯某种颜色只能属于一个人，等到那一刻，整个步骤便悄然完成。

历史往往如此。真正的断裂不发生在宣言中，而发生在我们不再对某些变化感到不安的时候。色彩变了，世界也就变了，只是当事人往往最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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