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我给一个下放的画家送饭，他画了张我的素描，价值千万 - 今日头条

85年，我十九岁，在县纺织厂当挡车工。

我们那地方，小得像块被汗浸透了的手帕，拧巴，天一热，空气里都是咸的。

厂里三班倒，人跟着机器转，魂儿都快被纺线上嗡嗡的响声给抽走了。

下了班，整个人是飘的，耳朵里还响，走在路上，看什么都像在打晃。

我爸是街道办的一个干事，芝麻绿豆大的官，可在他自个儿眼里，跟县长也差不离。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说成是关乎集体荣誉和政治前途的大事。

那天我刚下中班，顶着一脸的油和棉花末子，还没扒拉两口饭，我爸就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放。

“春兰，有个任务，组织上要交给你。”

我眼皮都没抬，夹了根咸菜，“爸，我又不是党员，别老拿组织压我。”

“嘿，你这孩子！”他嗓门高了八度，“这是政治任务！严肃点！”

我妈赶紧在桌子底下踢我一脚，给我使眼色。

我只好放下筷子，洗耳恭听。

“东街那个废弃的老刘家院子，你记得吧？就是以前唱戏那个。”

我点点头。

“现在住了个人，从北京来的。上面下来的，犯了点‘错误’。”我爸压低了声音，食指和中指比了个引号。

“什么错误？”

“你别管！不该问的别问！”他瞪我一眼，“是个画家。以前名气还不小，现在，哼，落毛的凤凰不如鸡。”

我心里“哦”了一声，大概明白了。这种事，那几年不少见。

“街道办的意思，得‘关心’一下。也不能让人饿死在我们这儿，影响不好。”我爸清了清嗓子，“所以，每天三顿饭，你给他送去。”

“我？”我指着自己鼻子，“我凭什么？我不得上班啊？”

“让你去，你就去！这是信任！你年轻，思想单纯，不容易被‘腐蚀’！”他话说得冠冕堂皇，“饭钱街道出，你每天去食堂打了饭送过去就行。这是命令！”

我心里一百个不乐意。

那老刘家院子，邪乎得很，在镇子最东头，靠着乱葬岗，平时狗都不往那儿走。

可我爸的命令，就是圣旨。

第二天，我就拎着一个沉甸甸的铝饭盒，顶着大太阳，往东街走。

越走越荒凉，路边的野草都快长到一人高。

老刘家的院子门，是两扇破旧的黑漆木门，油漆掉得斑斑驳驳，像长了一脸的癞。

我敲了半天门，里面没动静。

我壮着胆子推了一下，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怪味儿扑面而来，像是发霉的木头混着某种刺鼻的化学颜料味。

院子里杂草丛生，一个破烂的画架倒在墙角，上面蒙着一块脏兮兮的布。

正屋的门虚掩着。

“有人吗？送饭的！”我扯着嗓子喊。

一个沙哑的，带着明显不耐烦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放门口。”

这就算见着了？

我把饭盒放在门槛上，心里有点不爽，又有点好奇。

我扒着门缝，偷偷往里瞧。

屋里很暗，窗户被厚厚的窗帘挡着，光线从几条缝里挤进来，在空气中划出几道光柱，能看见无数飞舞的灰尘。

一个人影，瘦得像根竹竿，背对着我，坐在一张高脚凳上。

他面前立着一块巨大的画布，手里拿着画笔，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地上全是揉成一团的废纸，还有各种瓶瓶罐罐。

这就是那个画家？

看着不像好人。

我没敢多留，转身就跑了。

一连三天，都是这样。

我把饭盒放门口，他让我放下就走，我们连面都没正经见过。

到了第四天，我照例把饭盒放在门口。

“等等。”

屋里的人突然出声了。

我吓了一跳，停住脚。

门开了，那个叫陈老师的画家走了出来。

他比我想象的要老，得有五十岁上下了，头发乱糟糟的，花白，胡子拉碴。

穿着一件满是颜料污渍的旧衬衫，扣子都扣错了。

可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鹰。

他上下打量我，目光跟刀子似的，要把我从里到外刮一遍。

“你叫什么？”他问。

“李春兰。”我有点紧张。

“纺织厂的？”

“嗯。”

“几岁了？”

“十九。”

他点点头，不再说话，弯腰拿起饭盒，转身进屋了，“哐当”一声，关上了门。

莫名其妙。

从那天起，他不再让我把饭盒放门口了。

他会开门，亲自接过去，但我们之间还是没话说。

有时候他接过饭盒，会站在门口，看着我，眉头紧锁，好像在研究什么怪物。

看得我浑身发毛。

我开始注意到他的画。

有一次，风大，把他院子里画架上的布吹开了一角。

我看到了。

那上面画的，不是山，不是水，也不是什么伟人像。

是一团扭曲的，挣扎的，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

颜色很暗，黑色，深蓝色，还有一抹刺眼的血红。

我看不懂，但心里莫名地发慌，像被什么东西给揪了一下。

我赶紧跑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送饭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厂里，家里，陈老师的院子，三点一线。

厂里的姐妹们开始拿我开玩笑。

“春兰，又去给你那个‘画家’送饭啊？”

“小心点，那种人，思想都有问题，别把你带坏了。”

“听说他北京来的，见过大世面，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我嘴上说着“哪有”，心里却越来越好奇。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画的那些怪东西，又是什么意思？

终于有一天，我没忍住。

那天下了雨，我穿着雨衣，拎着饭盒，一路泥泞地到了他院子门口。

他开门的时候，一股浓烈的酒气冲了出来。

他脸色潮红，眼神有点散，明显是喝多了。

“饭。”我把饭盒递过去。

他没接，身子一晃，差点摔倒，幸好扶住了门框。

“进来。”他哑着嗓子说。

我犹豫了。

“怕我吃了你？”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好怕的。”

我咬咬牙，走了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进他的屋子。

比我想象的还要乱，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

画布，颜料，书，脏衣服，空酒瓶，堆得满地都是。

空气里的味道更重了，还混着酒味和一股说不清的颓败气息。

他在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指了指旁边一个小马扎，“坐。”

我局促地坐下。

他拧开饭盒，看了一眼里面的白菜炖豆腐，眉头皱得更深了。

“又是这个。”

“食堂就这个。”我小声说。

他没再说什么，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拉。

吃得又快又猛，不像吃饭，像是在跟谁赌气。

屋子里只有他呼噜呼噜吃饭的声音。

我坐立不安，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看。

墙上挂着几幅画，都用布盖着，看不清。

地上立着一幅，没盖。

画的是一张脸，一张被撕裂、在呐喊的脸，眼睛里全是恐惧。

我心跳得厉害，赶紧移开目光。

“你看得懂吗？”他突然问。

我吓了一跳，“啊？”

“我的画。”他指了指那张脸，“你看它，想到了什么？”

我想了半天，摇摇头，“看不懂。就是……觉得害怕。”

“害怕？”他笑了，笑声很干，“这就对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他三两口吃完饭，把饭盒往桌上一推。

“行了，你走吧。”

我又被赶了出来。

但这一次，感觉不一样了。

他跟我说话了。

虽然说的都是些怪话。

我们的关系，从那天起，好像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怪人，我也不再是那个只管送饭的木头丫头。

有时候，我去送饭，他会拉着我，给我看他的画。

“你看这块红色，像不像血？是心里流出来的血。”

“你看这条线，为什么是断的？因为气儿不顺，憋着。”

我还是听不懂，但会假装认真地听。

他还会跟我讲北京，讲他以前的日子。

讲那些我听都没听过的画廊，音乐会，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人。

他的眼睛里，会闪过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

那是一种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和怀念。

“你呢？”他问我，“你有什么梦想？”

梦想？

我愣住了。

在我的世界里，梦想是个太奢侈的词。

我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将来找个差不多的男人嫁了，生孩子，然后等死。

“我想……以后能换个轻松点的岗位。”我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

他看着我，忽然大笑起来。

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

“轻松点的岗位……哈哈哈哈……好，好一个梦想！”

我脸涨得通红，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你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

他止住笑，擦了擦眼角的泪，“没什么。我只是觉得……你很真实。”

“春兰，”他突然凑近我，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你知道你最珍贵的是什么吗？”

我被他看得发毛，往后缩了缩。

“是你的眼睛。”他说，“你的眼睛里，有股劲儿。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虽然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心里一动。

从来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过话。

厂里的人，都说我闷，说我犟。

爸妈觉得我不听话，不懂事。

只有他，这个怪人，说我眼睛里有股劲儿。

“别动。”他突然说。

他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一块炭笔，和一张发黄的画纸。

“就保持这个表情。”

他开始画我。

他的眼神变了，变得专注，锐利，好像整个世界只剩下我和他手里的那支笔。

炭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我一动不敢动，身体都僵了。

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脸上每一寸皮肤上扫过。

他不是在看我的脸，他像是在看我的灵魂。

那天，他画了很久。

直到天色暗下来，屋子里光线不足了，他才停下。

“好了。”他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

我凑过去看。

纸上，是一个我。

穿着土气的工服，头发有点乱，眼神里带着一丝迷茫，一丝倔强，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的，对未来的惶恐和期盼。

太像了。

不是长相的像，是感觉。

他把我心里藏着的东西，全都给画出来了。

“这……是我？”我喃喃自语。

“是你。”他说，“一个还没被生活磨平的李春兰。”

我看着那张画，心里翻江倒海。

“送给你了。”他把画递给我，“记住，别把这股劲儿弄丢了。”

我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一样，把画捧回了家。

我把它藏在我的床板底下，每天晚上，等爸妈都睡了，再偷偷拿出来看。

看着画里的自己，我总会想起陈老师说的话。

“不服输的劲儿。”

我真的有吗？

我和陈老师的关系，越来越近了。

我不再仅仅是去送饭。

我开始帮他收拾屋子，洗那些堆成山的脏衣服。

他也不再把我当个小丫头。

他会给我讲很多书里的故事，给我听他那台破录音机里放的外国音乐。

贝多芬，莫扎特。

我听不懂，但觉得那旋律里，有一种巨大的，悲伤的力量。

“艺术，就是把人心里的痛苦，变成美的东西。”他说。

他的院子，成了我的避难所。

在厂里受了委屈，和爸妈吵了架，我都会往他那儿跑。

只要待在那间乱糟糟的屋子里，闻着那股奇怪的颜料味，听他讲那些天南海北的事，我的心就能平静下来。

但好景不长。

我和一个“坏分子”走得近，这事儿很快就在我们那个针尖大的小镇上传开了。

风言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钻。

“李家那闺女，八成是被那老画家给迷住了。”

“年纪轻轻不学好，跟那种人混在一起，能有什么出息？”

“听说那画家画的都是光屁股的女人，伤风败俗！”

厂里的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注意影响”，和“成分不好的人”划清界限。

我爸更是气得跳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知廉耻”，“给李家丢人”。

他勒令我，不准再给陈老师送饭。

“爸，他一个人在那儿，没人管，会饿死的！”我哭着求他。

“饿死活该！谁让他自己不走正道！”我爸铁石心肠。

那晚，我和家里大吵一架，哭着跑了出去。

我走投无路，不知不觉，又走到了陈老师的院子门口。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说了。

他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

屋子里烟雾缭绕，呛得我直咳嗽。

“对不起。”我说，“我以后……可能不能来给你送饭了。”

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春兰，”他看着我，眼神复杂，“你不该来我这儿。我这里，是个旋涡，会把你拖下水的。”

“我不怕！”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他们不懂你！你是个好人！”

他苦笑了一下，“好人？在这个世道，好人是最没用的称呼。”

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他们要赶我走。”他突然说。

“去哪儿？”我心里一紧。

“不知道。也许是哪个农场，也许是哪个更偏僻的地方。总之，这里待不下去了。”

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那你怎么办？你的画怎么办？”

他指了指墙角那些用布盖着的画，“这些，都是我的‘罪证’。带不走的，都要销毁。”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那些他视若生命的东西，就要这么没了？

“你走吧。”他说，声音里满是疲惫，“以后，别再来了。忘了我，忘了这里的一切。好好过你的日子。”

我摇着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不要！”

“听话！”他突然对我吼道，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这么凶，“你还年轻，你有人生！不要被我这个累赘给毁了！”

我哭着跑出了他的院子。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夜的噩梦。

梦里，到处都是火，陈老师的画在火里燃烧，他那张在呐喊的脸，扭曲着，挣扎着，最后化为灰烬。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我从我的床板底下，拿出那张素描。

画里的我，眼神倔强。

“别把这股劲儿弄丢了。”

陈老师的话，在我耳边回响。

我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我自己都觉得疯狂的决定。

我要帮他，把那些画藏起来。

我不知道怎么藏，也不知道藏到哪儿去。

我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画被毁掉。

我找到了我在供销社上班的表哥。

我求他，帮我弄一些装货用的油布和麻绳。

我骗他说，是家里要盖油毡，防漏雨。

表哥没多问，帮我弄来了。

晚上，我揣着那张素描，背着油布和麻绳，像做贼一样，偷偷溜到了陈老师的院子。

我不敢敲门，从后院那个破了的墙洞钻了进去。

院子里一片死寂。

屋里的灯还亮着。

我趴在窗户上，看见陈老师正坐在地上，一张一张地看着他的画。

他的表情，像是在跟自己的孩子告别。

屋子中间，生了一个火盆。

他拿起一张画，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把它伸向了火盆。

“不要！”

我猛地推开门，冲了进去。

他吓了一跳，手一抖，画掉在了地上。

“你……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你！”我举起手里的油布和麻绳，“我们把它们藏起来！”

他愣愣地看着我，又看看我手里的东西，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泪光。

“傻孩子。”他喃喃地说，“你这是在玩火。”

“我不怕！”我把画从他手里抢过来，“你说过，艺术是把痛苦变成美的东西！这些都是美的东西，不能烧！”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他点了点头。

那个晚上，我们俩，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个十九岁的丫头，像两个密谋大事的地下党。

我们把那些画，一张一张，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油布包好，再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

一共包了三大捆。

“藏哪儿呢？”我问。

他指了指屋子角落里的一块松动的地砖。

我们合力撬开地砖，下面是一个黑乎乎的地窖。

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我们把三大捆画，都放进了地窖。

重新盖好地砖，又在上面堆了些杂物。

做完这一切，天都快亮了。

我们俩都累得瘫倒在地上。

“春兰，”他喘着气说，“谢谢你。”

“但是，你今天做的事，永远，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父母。”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还有这个，”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我在北京的地址。如果……我是说如果，将来有一天，环境变了，你可以拿着这个，去北京找一个叫‘徐胖子’的人。把这些画交给他。”

我接过本子，紧紧攥在手里。

“你快走吧。”他说，“天亮了，被人看见就麻烦了。”

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走到门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

他站在晨曦的微光里，瘦削的身体，像一座孤独的纪念碑。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第二天，我就听说，陈老师被带走了。

一辆吉普车，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开到了院子门口，两个穿制服的人，把他架上了车。

院子，被贴上了封条。

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丢了魂一样。

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甚至比原来更糟。

因为旷工，我被厂里记了大过，扣了三个月的奖金。

我爸妈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失望和责备。

整个小镇，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我成了那个“被坏分子带坏的”典型。

但我不在乎。

我心里守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那个地窖，和地窖里的三大捆画，成了我生活的全部重心。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想起陈老师说的话。

“如果有一天，环境变了……”

会变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必须等。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两年后，我再也无法忍受小镇的沉闷和流言蜚语，不顾家里的反对，辞了职，去了南方的一座大城市。

我在一家电子厂找了份工作，认识了我后来的丈夫，一个老实本分的工程师。

我们结婚，生子，按揭买了房。

我的生活，忙碌而平淡，就像千千万万个在城市里挣扎的普通人一样。

我把那张素描，和那个写着北京地址的小本子，一起压在了箱底。

关于陈老师，关于那个小镇，关于那个地窖里的秘密，都被我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拿出那张素"描。

画上的少女，眼神依然倔强。

我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遇到陈老师，我现在会是什么样？

大概，还在那个小镇上，嫁了人，守着一台嗡嗡作响的机器，日复一日，直到老死。

是陈老师，是他画的那张画，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一颗“不服输”的种子。

它让我有勇气，逃离了那个让我窒息的地方。

时间是最厉害的魔法师，它能让沧海变成桑田，也能让刻骨铭心的记忆，蒙上一层厚厚的灰。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

2023年。

我快六十岁了，已经退休，在家帮女儿带外孙。

我的生活，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直到有一天，我那个在艺术杂志当编辑的女儿，回家来，兴冲冲地对我说：

“妈，你知道吗？我们这期要做一个专题，关于一个叫陈望的画家，超级厉害！”

“陈望？”我心里咯噔一下。

陈老师，好像就叫陈望。

“对啊！一个八十年代的画家，经历特别坎坷，被打压过，后来平反了，九十年代末去了国外，前几年刚去世。现在他的画，在国际上可火了，一幅画，能卖到上千万！”

千万？

我脑子“嗡”的一下。

“你看看，这是他的资料。”女儿把一摞打印出来的稿件递给我。

我颤抖着手，接了过来。

照片上，是一个头发花白，眼神锐利的老人。

是他。

虽然老了，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陈望。

资料上写着他的生平。

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场。

79年平反，回到北京的美术学院任教。

85年，因为画风“过于西化和颓废”，再次受到批判，被“下放”到一个南方小镇“反省”。

86年底，被强制送往西北某农场。

92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之后，他移居法国，成为享誉国际的艺术大师。

他的画作，以其深沉的痛苦，和对人性挣扎的深刻描绘，被誉为“东方的呐喊”。

我一字一句地读着，眼泪不知不觉，已经流了满脸。

“妈，你怎么了？”女儿吓了一跳。

我摇摇头，指着资料上的一段话，问她：“这里说，陈望大师在85年下放期间，因为环境恶劣，心情抑郁，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作品，只有寥寥几幅速写，被评论家称为他‘沉默的时期’。这是真的吗？”

“对啊，书上都这么写的。他那段时间的作品，基本上都毁了，特别可惜。所以他那个时期的作品，要是能有一张留下来，那简直是国宝级的，价值连城！”

我放下资料，一言不发，走进卧室。

我打开那个尘封已久的木箱。

箱子里，是我几十年的嫁妆和一些舍不得扔的旧物。

在最底下，我翻出了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小卷轴。

我打开它。

时隔近四十年，画上的少女，依然眼神倔强，不服输。

“妈，这是什么？”女儿跟了进来，好奇地问。

我把画递给她。

她小心翼翼地展开，只看了一眼，就愣住了。

“这……这画……这笔触……这风格……”她激动得语无伦次，“妈，这是谁画的？！”

“一个老朋友。”我说。

“哪个老朋友？天哪，这简直……简直就是陈望的风格！不对，这就是他的真迹！”女儿是学艺术鉴赏的，她的眼睛毒得很。

“妈，你快告诉我，这画到底哪儿来的？”

我看着女儿，又看看手里的画，深吸了一口气。

是时候了。

那个埋藏了近四十年的秘密，是时候让它重见天日了。

我把那个下午，那个小镇，那个叫陈望的画家，还有那个地窖里的三大捆画，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我的女儿。

女儿听得目瞪口呆，像是在听一个传奇故事。

“妈……”她握住我的手，激动得浑身发抖，“你知道吗？你……你守护的，可能是一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宝藏！”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做梦一样。

女儿联系了北京一家最权威的拍卖行。

拍卖行的专家，连夜飞到了我们这个二线城市。

他们在我家客厅里，戴着白手套，拿着放大镜，对着那张素描，研究了整整一个下午。

最后，为首的那个老专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握住我的手。

“李女士，感谢您！您为国家，为艺术界，保存了一份无价的瑰宝！”

“这幅《1985年的春兰》，是陈望大师‘沉默时期’唯一存世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幅人物肖像。它填补了艺术史的一段空白！”

“我们初步估价，这幅画的价值，至少在……一千万以上。”

一千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懵了。

我看着那张画。

画里的少女，还是那个穿着土布工装，一脸倔强的我。

我怎么也无法把她，和“一千万”这个数字联系起来。

更让专家们疯狂的，是我提到的那个地窖。

“地窖？三大捆画？！”

他们的眼睛，比我当年见过的任何灯泡都要亮。

事情很快就惊动了当地政府。

几天后，一个由文物专家、政府官员、还有拍卖行人员组成的“考察队”，浩浩荡荡地开赴了那个我离开了近四十年的小镇。

我也一起去了。

小镇变化很大，高楼取代了平房，马路也拓宽了。

但东街，还是那副破败的样子。

老刘家的院子，居然还在。

只是更加荒凉了，院墙都塌了一半，门上的封条，早已风化得看不出字迹。

一行人，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走进了那个院子。

屋子里，一切都和我记忆中一样。

只是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那个放过火盆的位置，地板上还有一块烧黑的痕迹。

专家们很快就找到了那块松动的地砖。

七八个壮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地砖撬开。

地窖的入口，露了出来。

一股混合着霉味和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两个工作人员，打着强光手电，第一个下到了地窖里。

“找到了！找到了！”

几秒钟后，下面传来一声压抑不住的惊呼。

所有人都沸腾了。

三大捆用油布包裹的画卷，被小心翼翼地，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了上来。

当专家们颤抖着手，解开其中一捆的麻绳，打开油布，展开第一幅画卷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是一幅巨大的，色彩浓烈得几乎要燃烧起来的画。

画上，是无数扭曲的，挣扎的，呐喊的人。

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灵魂，都在一种巨大的痛苦中撕裂，破碎，又在破碎中，迸发出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

“天哪……”那个老专家，老泪纵横，“这就是传说中，陈望大师那批被认为已经烧毁的‘炼狱’系列！是他的巅峰之作！”

那天，从地窖里，一共起出了四十三幅画。

每一幅，都是无价之宝。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艺术圈。

媒体蜂拥而至，长枪短炮，几乎要把我这个退休老太太给淹没。

《尘封四十年的艺术奇迹！》

《一个纺织女工与艺术大师的承诺！》

《价值数十亿的画作出土记！》

各种各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占据了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

我成了名人。

一个被时代洪流偶然推上风口浪尖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

拍卖会如期在北京举行。

那张《1985年的春兰》，作为开场的第一件拍品。

我坐在第一排，看着那张熟悉的画，被挂在拍卖台正中央。

聚光灯下，画里的少女，眼神倔强，仿佛在看着这个喧嚣的世界。

“八百万！”

“九百万！”

“一千万！”

……

价格一路飙升。

我听着耳边不断响起的报价声，感觉很不真实。

好像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我的思绪，飘回了1985年那个闷热的夏天。

那个乱糟糟的院子，那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男人，和那股刺鼻的颜料味。

“春兰，”他凑近我，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你知道你最珍贵的是什么吗？”

“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里，有股劲儿。”

“别把这股劲儿弄丢了。”

最终，我的那张素描，以三千八百万的天价，被一个神秘的买家拍下。

创下了中国当代素描的最高拍卖纪录。

而那批“炼狱”系列，按照我的意愿，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美术馆。

我没有要一分钱。

我回到家，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只是，偶尔，我还是会拿出那个早已泛黄的小本子。

上面是陈老师留给我的，那个北京的地址。

还有那个名字，“徐胖子”。

我终究，还是没有去找他。

因为我知道，陈老师把画托付给我，不是为了换钱。

他是想让它们，活下去。

现在，它们活下来了。

活在了美术馆里，活在了所有热爱艺术的人心里。

这就够了。

有一天，女儿拿回一本新出版的《陈望研究》。

书的扉页上，印着那张《1985年的春兰》。

下面有一行小字：

“谨以此书，献给那个伟大的时代，和所有在那个时代里，守护了美的普通人。”

我看着那行字，笑了。

眼泪，却不听话地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