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的艺术：色彩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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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色彩原理被揭示之前，人们对于色彩的兴趣和研究，更多地体现在创造性的运用与实践中。

对色彩的认知，不仅仅是人的生理与心理或者神经学等方面的问题，还归属于一种社会文化，包括知识、记忆、情感、历史、文化、地域、人与人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等，更宽泛地应该涉及整个社会生活。

一个人能认知多少种颜色，取决于一个人在颜色色彩上实践与研究的多少。社会群体中的画家与艺术家认识色彩、运用色彩要比其他人多，能够更准确地辨别与描述色彩之间细微的差别，使色彩成为他们自由表达与表现最强有力的工具。

从远古到文明时代：古人类的色彩认知

考古学家在考古中发现，我国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染饰品上已经使用了红色。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绘制的彩色花纹，使用了白垩、红矾土、黑炭、土黄等多种颜色。殷商时期的殷墟甲骨上有使用朱色与墨色的痕迹。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制作壁画的画师使用了11种颜料原料，包括烟炱、高岭土、赭石、石青、石绿、朱砂、铅粉、铅丹、靛青、栀黄、红花（胭脂）。

两三万年前，欧洲早期的人类洞窟壁画中表现的动物绘画作品，就已经使用了色彩，如法国的肖维洞窟壁画、科斯奎洞窟壁画、拉斯科洞窟壁画，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等。这些洞窟绘画说明了人类很早就有了采集、制造、加工、使用颜料色彩的能力。

古希腊哲学家、物理学家都对色彩有过描述与论述。古希腊人最早开始对色彩本质的探讨，对于什么是色彩和色彩的形成原因，做出了两种不同但都很重要的推论。德谟克利特认为，色彩感觉的产生，是从物体表面发射出来的“原子”作用于感官的结果。假设可见物体连续射出一束色彩粒子，混合后产生各种颜色，这被称为宇宙原子论假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有光才有色，光像波一样前进，由于反射衰减产生不同明暗，色彩是从明暗中产生的。他是首先提出光即是色的科学家。由于缺少见之于物的实验，他的学说没有得到及时发展与确立。在两千多年之后，这一理论又成为人们争论的热点。经过各自理论的支持者与科学家的不断修正和补充，互为消长，直到21世纪初才得到一种综合的、更为科学的结论。

相信雅典巴特农神庙由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伟大雕塑家菲迪亚斯设计。他不但通过调整建筑的比例来适应视错觉，还用浓重而响亮的颜色，如赤、褐、橘红、蓝、绿、金等进行装饰，用以补偿强烈阳光对色彩的漂白、褪色、白光化的作用。使用红色陶土与黑色清漆制作的陶瓶，保留了古希腊的绘画色彩艺术。另外，存世的古希腊绘画色彩作品多数保留在庞贝古城壁画作品中。

欧洲中世纪时期，艺术极为重视色彩关系的研究。罗马人创造的镶嵌画艺术，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顶峰。镶嵌画在色彩工艺表现与制作中要求很高，每个色块都由无数色彩点子构成，每种色彩都要经过仔细思考、设计、选择与斟酌。

5世纪时，在意大利拉韦纳地区建造的加拉·普拉西狄亚陵墓，是欧洲现存最早的十字教堂，内部是以灰色色彩为主导，室内墙壁存有艺术成就很高的蓝色马赛克镶嵌画，如《好牧羊人》。建筑主体内部空间的色彩效果是通过橙色光线创造出来的，这种橙色光通过建筑上装有橙色玻璃的窗户透进来，室内橙色光混合后，视觉呈现灰色，人走动时看到不同量的光线交替混合着，蓝色光与橙色光交替，不断变化角度，墙壁上就反射出这些绚烂多彩的梦幻颜色。

6世纪时，艺术家能使用色彩补色关系在意大利拉韦纳的圣维塔尔教堂创造出许多光辉灿烂的色彩效果镶嵌画艺术作品，显得华贵，给教堂带来艺术、崇高、神圣、神奇、神秘的环境与氛围，如图2-1所示。

图2-1 圣维塔尔教堂镶嵌画

中古时代：欧洲人开始引领色彩潮流

中世纪爱尔兰的发展与爱尔兰撒克逊风格艺术有着密切联系，8世纪末，爱尔兰撒克逊风格装饰艺术在著名的《凯尔斯书》中的插画得到了体现。其绘画艺术风格把爱尔兰的传统图案和宗教内容结合起来，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色彩变化，极其高雅、精细与微妙的色彩，设计完美的纹饰与美轮美奂的色彩结合，达到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意大利的乔托·迪邦多纳和锡耶纳画派，摆脱中世纪僵化、呆板的绘画样式，在形体与色彩方面艺术创造突出，总体上以装饰性风格为主要特征，以精致、华丽、纯净、充满活力的装饰轮廓线条为标志，运用鲜艳、优雅和精细色彩，尤其使用了大量的金色背景，形成神秘而优雅的绘画风格，表现人的形象具有个性、富有艺术特色，成为第一批杰出的欧洲画家。

乔托·迪邦多纳发明了一套直接观察自然、再现客观现实的绘画实践方法，形成自然主义风格。乔托·迪邦多纳的绘画艺术中已经开始运用光影明暗法与空间透视法赋予人物体积感与立体感，使用温暖、华丽、绚丽的色彩刻画人物富有深情和人情味的情感，将绘画艺术引向自然主义、写实主义。

从乔托·迪邦多纳开始，意大利绘画的题材不再局限于寓言故事和宗教故事，开始以它们为题材与载体，把眼光与艺术表现转移到平凡人普通的、真实的日常生活，及其对世俗生活描绘中，发明与运用各种新的绘画技法，来表达对自然的热爱。乔托·迪邦多纳的艺术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分界线，开启了文艺复兴的艺术，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者、第一束艺术光芒。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有了一个色彩象征体系：白色代表信仰，绿色代表希望，红色代表爱。这三种颜色不断地被广泛使用，直到1871年，成为意大利统一以后国旗的颜色。

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绘画研究已经涉及现代色彩学的范畴。他一生都对所有事物持续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他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和非凡的表达能力，用实验科学的方法把艺术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研究。他对客观的色彩现象做深入、细微的观察。达·芬奇的《绘画论》记录了大量对光影的研究。在约1490—1492年，达·芬奇笔记《艾仕本罕手稿》中有对光影的研究（图2-2）：研究光线落在窗户对面墙上的情况，标示上面部分为水平窗台与弧形的墙壁，以及造成的阴影。

图2-2 达·芬奇笔记《艾仕本罕手稿》

在《论绘画》中，达·芬奇认为：白色、黑色都不是颜色，把黑和白看作绘画色彩，与黄、绿、蓝、红列入艺术家的基本色彩范畴。他总结出，人们只有在黑色的对比下，才能看到这一颜色；所在阴影越深，色彩便越不容易展现自身的美；但光越强，在明亮空间中的色彩便显得越美。

达·芬奇对彩虹的论述是：彩虹中央的颜色相互混杂。虽然彩虹由雨水、阳光和眼睛产生，但彩虹本身不在雨中，也不在观者的眼中。看见彩虹，观者需立于雨和太阳之间，因此，若太阳在东，而雨在西，彩虹将出现在西边的雨幕上。彩虹由雨滴的运动形成，因为每一颗小雨滴在下落过程中，都会随所经位置变换彩虹的各种颜色。

达·芬奇反对画面强烈对比的着色方法，因而创造了渲染法。他运用素描中的明暗或色彩中的明度色阶，用极细微的色调层次作画，如《蒙娜丽莎》（图2-3），运用明暗对比法，对色彩进行周密细致的研究。他深入研究的目的是排除“干扰”得到所谓的“真颜色”。他绘画笔记中写道：“用于画肤色人像的房间，应当使用自然光，四壁刷成肤色，应在夏日太阳被云掩蔽时画像，或使南墙极高，以致日光射不到北墙上，从而没有反射光破坏影子。”

达·芬奇对色彩的观察记录与绘画实践，预示着色彩研究即将从直觉发展到科学的理性分析。他是创新者与先驱，使色彩学步入自然科学的轨道，揭开了以光色为出发点的西方色彩学的序幕。

16世纪，佛兰德斯画家凡·戴克的绘画艺术在逼真再现人体和物体的固有色方面表现突出，通过虚实对比、模糊与突出、层次丰富的明暗调子等艺术手法，创造出非常自然、逼真而真实的形象。梵高曾经评论凡·戴克的油画说，他能画出27种灰色。

图2-3 达·芬奇《蒙娜丽莎》

文艺复兴晚期，以色彩华丽与绚丽著称的威尼斯画派，与佛罗伦萨的艺术注重线条有很大不同，代表性画家有乔凡尼·贝利尼、提香·韦切利奥、乔尔乔内、丁托莱托、保罗·委罗内塞等。16世纪初期的威尼斯，除了地理位置独特，城市阳光明媚与色彩丰富，还有着宗教自由和社会祥和的氛围，画家们创作欢乐、狂热、激情的画面，表现阳光灿烂、充满欢乐、自信自由、色彩艳丽的环境。画家们将同种色彩范围处理成冷暖色，进行虚实模糊与强烈对比的转换，运用在艺术表现中。

在冷暖色运用，以及用色彩表现质感、空间感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与创新，尤其是提香·韦切利奥，在绘画色彩上的造诣突出。他改变以前画家在素描的基础上层层上色，直接使用色彩塑造形体，用明显的色彩笔触描绘对象，使色彩具有独立意义，代表作品有《圣彼得殉教》《皮萨罗的圣母》《圣母子与圣卡戴莉娜》。

提香的学生、著名的西班牙绘画大师艾尔·格里柯将提香的多种绚丽色调表现重新回到丰富的、大色域的色彩表现中。艾尔·格里柯运用的色彩并不体现客观物体，而是把色彩运用到纯粹、多旋律、具有运动感的画面色调之中。他常常使用特别的、压抑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色彩艺术表达，体现出色彩的象征性，而不是体现固有的色彩，而且他表现的人物与人体的形体也被变形拉长。比如代表作品《拉奥孔》，运用神秘、抽象与概括的色彩艺术手法来适应精神上的艺术表现力要求，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而远远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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