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鱼为鉴：小说家穿越世界记忆名录 - 今日头条

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出现在视频采访间。他光头，神态柔和，眼底藏着笑意。

在孤悬于澳大利亚南部的海岛塔斯马尼亚，弗兰纳根过着远离世界中心的“边缘”生活。他曾经得过皮划艇冠军，因为和搭档太过大胆，一度被称为“自杀双胞胎”。但眼前的作家与这个形象并不那么相符，他语气平和，将自己的表达修饰得精炼而有趣。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视频采访这天，海岛刮着狂风，绿树被卷弯，但一扇扁长的窗户把混乱挡在室外。

塔斯马尼亚曾是殖民流放地，不少居民都是罪犯后裔。弗兰纳根的写作，也因此始终笼罩着一层历史的阴影。他父亲的祖先因为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偷窃了4公斤玉米粉，被流放至此。二战期间，他的父亲曾被抓去日军的战俘营，修建泰缅死亡铁路。他以此经历写成的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在2014年获得布克奖。

在他最新被译介到中国的小说《古尔德鱼之书》中，弗兰纳根同样构造了一个殖民流放岛——萨拉岛。这里充斥着酷刑与暴力：囚犯们被要求佩戴三十磅重、内侧呈锯齿状的沉重脚镣，遭遇海水漫灌的水牢，被钳口管捅到牙齿掉落……

一个被判伪造罪的画家威廉·古尔德也在其中。他被岛上外科医生要求，为本地的鱼类绘制画像，编目造册，来获得皇家学会的认可。外科医生高度理性，信奉分类学。他认为，如果可以将世间万物的神秘部分砸碎、分类，那么世界将会变得可知、清晰。

画家威廉·比洛·古尔德的《鱼之书》是弗兰纳根小说的原型，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澳大利亚世界记忆名录。图为《鱼之书》中的水彩画。视觉中国丨图

萨拉岛的另一位当权者指挥官，脑子里则充满各类不切实际的想象，想把萨拉岛建设成一个新的想象之国：比如建造一个环形铁轨，并在四周绘制上世界各地的背景幕布，坐在车厢里，即可一览异国风景，或者建造一座气味的庙宇，让监狱悬浮在空中等等。

这两个萨拉岛的当权者如同硬币的两面，都坚信自己能主宰世界。

“他们渴望掌控世界的动机是理性的。但（世界）由仇恨、恐惧、贪婪造就，由对权力的欲望造就，同时也由爱与善良造就。”弗兰纳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正是这些，让世界时而变好、时而变坏，循环往复。这两种力量永不停歇地战斗，而我们行走在它们所制造的废墟上。”

文学研究者罗伯特·麦克法伦高度赞誉《古尔德鱼之书》是“一部饱含人性挣扎的作品”。“它愤怒而狂暴，怪诞而性感，滑稽而暴力，美得令人惊艳，或许最重要的是，它令人心碎。”

弗兰纳根说，对塔斯马尼亚人来说，这本书“很好笑”，它是在用笑声对抗权力。“当人被剥夺一切、一无所有地站立时，作为人的最后防御武器，就是幽默、玩笑。”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必须站在无权者身边，才能懂那些玩笑与幽默，因为它们难以在当权者心中产生共鸣。”

1990年代末，弗兰纳根执导电影《单声掌声》。影片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并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那次拍片经验给他带来巨大的冲击，他觉得电影片场也无异于一个小型的“暴政”系统，出资人或资金本身是电影中的暴君。

但让他惊讶的是，在烂片遍地的电影行业里，仍然会偶尔出现伟大的艺术家，在这样的景况中拍出伟大的电影，“偷偷把与商业预期相违背的思想放进作品之中”。

《古尔德鱼之书》似乎同样如此。

古尔德绘制画作最初是为了满足外科医生科学分类的需求，但作为艺术家，他仍然在每种鱼类与流放岛上的每一类人之间建立隐喻勾连。发生在萨拉岛上的一切恶行最终消逝于时间的洪流中，但他的《鱼之书》却得以幸免、留存。“艺术家通过画作巧妙地传递出自由精神与人性光辉。”

“这本书是和鱼一起写完的。”写作这部小说时，每天清晨弗兰纳根都要跑到塔斯马尼亚海岸边，佩戴护目镜，潜水，周身游弋着海马、叶海龙和牛角鱼。置身鱼群中，弗兰纳根感觉思维进入了另外一种节奏。灵感随之涌现，等到它们漫溢到自己记不住时，他就会游回岸边，回到住处，湿漉漉地坐在那里，把它们记录下来。写到灵感干涸时，再度下水。

弗兰纳根乐于为写作本身赋上神秘色彩。新书《问题七》（Question 7）出版后，他说，与其说自己在“写”这本书，不如说是“梦到”了它。作为作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删去那些不属于梦境的写作片段”。

“写作有时就像做梦。”在屏幕那端，他语气诚挚地说，“它自有一套逻辑，而你只是这个逻辑的旁观者。”

小说创作往往源自深刻的社会创伤

南方周末：小说的主角古尔德，在真实的历史中是有原型的，所以是什么吸引你去写一个19世纪20年代被判伪造罪的流放犯的故事？

弗兰纳根：我现在生活的岛屿曾经是魔鬼岛，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古拉格群岛”。我的祖先是囚犯的后裔。形形色色的人都曾经被流放到这里：政治犯、革命者、工会活动家、奴隶起义指挥官等等。到今天，这座岛上的大部分居民，都是这些人的后裔，以及曾被英国殖民者试图通过种族灭绝手段消灭的原住民。

我二十一岁左右时，曾在档案馆偶然发现或者别人给我展示了一本鱼类画册，作者是一个名叫威廉·比洛·古尔德的伪造犯。当时那本画册完全不为人知。但是当馆长向我展示画册里这些水彩画作的时候，我就知道有朝一日我会写一部小说，也知道这部小说会呈现出什么样子，所有灵感瞬间就清晰浮现。

我当时就想好了，每一章都以一种鱼作为开篇，而在这些鱼的意象中，悄悄藏着一个来自这个流放地的人物。对我而言，这些鱼类其实是这个艺术家试图从这座地狱般的监狱中，偷偷传递出的关于普遍人性的信念。所以，这部小说既要书写这座地狱的残酷现实，也要书写这个艺术家如何战胜了地狱。这是我创作的初衷。

虽然我能清晰地看到这部作品、真切地感受到它，但写起来非常复杂，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完成。

书里面记述的那些离奇怪诞的、残酷的场景是真实发生过的：牢房被漫涨的潮水淹没，（犯人）随着潮水上下起伏，当年真的有这样的牢房：书中提及的钉着原住民耳朵的帐篷，也确有其事。所以书中记载的糟糕的恶行，都是基于史实的，但其他内容主要是虚构的。

当地时间1954年2月23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德文波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丈夫菲利普亲王一同乘坐路虎车，向聚集在路边的儿童挥手致意。视觉中国丨图

南方周末：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你的作品往往事关历史与记忆。但我好奇的是，当你描写19世纪20年代的故土时，还能调动你的个人记忆吗？

弗兰纳根：我在新书《问题七》（Question 7）中探讨过这个话题。其实我对历史本身并不太感兴趣。真正吸引我的是时间概念本身。我从小在这里长大，成长中接触到的时间观，和欧美地区所理解的时间并不一样。

这里的时间是循环往复的——你无法逃离过去，过去始终与你同在，而未来也隐含在你身上（implicit with you）。所以，我们并不是活在一条铁轨一样的单向时间中，而是身处一个时间的圆环之中，同时置身未来和过去。

我小时候，人们就是这样讲故事的：他们会讲述过去的某些片段（aspects of the past），也虚构未来的某些片段，而我们身处当下，相信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确实是真的。

英语只存在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三种时态。后来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相处时发现，某些原住民语言中竟存在第四种时态，可同时涵盖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态。我就是这样理解我所来自的这个世界的。

也是因为这样，我试图去创作那些让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发生的作品。小说的叙述者是来自现在，但同时体验着过去和未来。所以，走过那段巨大的历史创伤的人，当下的每一天，也都生活在那份创伤之中。历史影响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这种影响体现在他们各种怪异、悖谬、病态的行为表现中。

我们从来没有从那份创伤中获得解放。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处境。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独到的见解。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写过：历史是一场我试图从中醒来的噩梦。这句话呼应了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观点，大意是说：历史如同噩梦，重重压在所有活着的人身上。乔伊斯借鉴了这个观点。这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经验。

在现代社会，我们常被灌输一种观念：过去发生的事会与我们隔绝，实则不然。这也是我这本书想要表达的观点之一：历史从未远去。不是“彼时彼刻”，而是“此时此刻”，（遭遇历史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1925年，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两名男孩在当地邮局前。视觉中国丨图

南方周末：所以创伤是你重要的写作来源？

弗兰纳根：英国大诗人奥登曾经这样评价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疯狂的岛屿将他磨砺成诗。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小说家认真投身创作，往往是因为深刻的社会创伤。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小说家的职责，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真实呈现自己所处的世界，而虚构与幻想不过是手段，他们借此来揭示关于人类的真相。这正是故事的神奇之处。

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会不断回归故事——它们像幽默的玩笑，也像音乐，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单凭心理学、政治学、宗教等等人类为了认识自己而创造出来的一切其他形式，所难以触及的关于人类自身的真相。

归根结底，那些理论无法向我们解释清楚人何以为人，而这正是艺术要做的事。这也是我们始终离不开艺术的原因：虚构之中，蕴含着真实。

无论表面如何伪装，小说都关乎当下

南方周末：你刚刚讲述了你的时间观。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的确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时空观，比如小说中的环形铁轨，在偏远海岛上一个如此小的地理位置上，仿佛能把外部的整个世界都折叠进来。所以能不能请你再解释一下你是怎么看待小说里的“空间”？

弗兰纳根：我想我已经谈论过时间。要小说家回答“空间”这个问题，或许有些奇怪，因为当他们真正投入创作，是能够通过细致入微地描摹一粒沙，而从中窥见宇宙全貌的。空间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概念。为了表现浩瀚、宏大和壮丽，小说家凝视着最卑微、最渺小、最丑陋的事物，却从中发现了美和辽阔。

所以我想，小说家是专注于具体事物的艺术家（artists of the particular）。伟大的作家，哪怕写中国的一个小村庄，也能跨越数百年，和全世界的读者有共鸣。这是文学的不凡之处——通过凝视具体而微的事物，创造出一个广阔而普适的空间。

南方周末：在《深入北方的小路》里，你讲述的是你父亲未被言说的经历。《古尔德鱼之书》追溯到了你祖先的历史——你现在所居住的岛屿，历史上曾经充斥着残酷的暴行，你怎么看待历史的这一面？尤其是当它们成为你文学作品的主题时，你通常怎么处理它们？

弗兰纳根：我想暴力和残忍其实是每个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假装它们不存在，那就是在自欺欺人。

但我并不喜欢那种只聚焦于暴力发生瞬间的作品，因为这容易导致暴力的色情化（pornography of violence）。美国人呈现暴力的方式，往往是过度渲染血腥和恐怖。我觉得（面对）暴力，真正重要的是要理解它的成因和后果。暴力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会随着拳头挥出或子弹击中那一刻就结束，这些可怕的行为会在一个人身上不断回响，继而蔓延到家庭、社区、国家。最终会波及所有人，无法消散。

不过，我的小说归根结底只关乎“爱”。它探讨的是人们如何面对人性中阴暗可怕的一面，以及如何克服它。我想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冷漠、不可理喻的宇宙之中。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就像加缪说的：终极问题在于我们是否选择自杀。（注：加缪原话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认为答案在于：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但爱赋予它意义。只是爱需要不断实践，需要为之抗争，绝不能允许自己否认或假装它不存在。如果你有勇气不断地坚守它，它最终就能成为现实。对一些人来说，这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这部小说还有一点——你说它的风格晦涩难懂。我当时就是想做这样的尝试。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互联网正蓬勃发展，到处都在说书籍完了，未来完全属于网络。

但我认为，书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至今仍有太多可能性可供探索。我写这本书是想证明：书仍然蕴含着广阔的可能性，远远没有走到尽头，甚至才刚刚开始。同时，我也想跳脱出20世纪那种注重心理描写、结构紧凑（tightly composed form）的小说传统。

我想回归更古老、奔放（wilder）的小说传统：不受约束的；自由的；允许人物直面恐惧，但可以靠爱战胜恐惧的。比洛·古尔德正是这样的人物：他设法摆脱了所有的恐惧，从某种意义上通过爱超越了这一切，最终化身为一只海马。这就是他的人生旅程。

画家威廉·比洛·古尔德的《鱼之书》中的海马水彩画。视觉中国丨图

南方周末：所以你一开始就打算用一种高度风格化的方式来写作历史，而非遵循一种更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模式？

弗兰纳根：我并不是在写作历史，我写的是关于当下的小说。

所有小说本质上都只关乎当下，无论它们表面上如何伪装。人们不会通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或《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来学习古罗马的历史，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这些作品与真实的古罗马毫无关系。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有限，但我敢肯定，中国也有不少知名小说，号称是在写历史，但实际上讲的完全是当下。

这本小说涉及诸多主题：关于我拍电影的经历，关于一个日益沉迷于理性与数字的世界——人们当时以为数字能指导我们如何思考，且我们正在步入一个由算法主导的世界，只有在算法中才能找到真相。

但现在我们明白，真相并不在于算法。真相依然属于故事，只有通过故事，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世界运行的规律，理解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写历史时，人是向外走的，我们详尽地呈现探索和研究所得；创作小说的时候，作者需要走进自我的灵魂，并描摹出存在于那里的事物。而你在那里发现的东西，就是你和所有活着的人以及死去的人共通的部分。

南方周末：所以这是你要在这样一部充斥着暴行的小说里强调爱的原因？

弗兰纳根：人类是荒谬、怀揣希望的生物。越是绝境，人们反而越抱有希望。这可能很荒唐、愚蠢，甚至可笑，但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当你看见有人身处极端的困境中，会发现大家最鄙夷的是放弃希望的人，因为一旦放弃希望，你就成了行尸走肉。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小书。大约六百万叙利亚人逃离了那场可怕的内战。我去了难民营，和他们一起从叙利亚出发，经过黎巴嫩、希腊群岛，再到克罗地亚等地。

这些人最不凡的地方在于，虽然他们的故事千差万别，但我遇到的每一个人——经历过 ISIS以及被自己的政府用桶装炸弹轰炸等不幸，失去一切，他们都拒绝放弃希望。我相信这就是人类最深层的能力之一。

从叙事的角度来说，用故事表达希望，就是在表达爱。因为爱是非理性的，是最高级的表达希望的方式。它本身没什么道理可言。如果你想写深入黑暗的故事，就必须用希望去平衡它。不是为了讨好、粉饰，而是为了忠于人类的灵魂——它疯狂、非理性，却至死都不会放弃希望。

是自然塑造了你，不是你塑造了自然

南方周末：这本小说中提到了大量的文学经典、艺术流派以及自然科学观点，使得整部小说读上去像嵌满了各类知识的万花筒，你在写作时的考量是怎样的？

弗兰纳根：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到处充斥着“小说已死”的无稽论调。所以我想写一部作品，来向所有的书致敬。当你在写作时，是在创造一种娱乐，并且希望人们能喜欢它；但从另外的层面讲，你是在加入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影响深远的全球性的写作传统。年纪越长，读得越多，你就越会明白：足够幸运的话，你不过是为这个传统多添了一两句话而已。

你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它兼具美学、智识、精神与心理层面的特质，但又超越这些范畴。这个传统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财富。所以我想写一本书致敬这个传统，也提醒人们：书至今依然是自由与希望的重要来源。

反观互联网，它如今越来越像是压迫与抑郁的来源——我们被迫生活其中，但它并没有让我们快乐。你会发现，互联网最初许下的所有承诺，全都落空了。如今它的存在，已经背离了初衷。书的话就不一样。

南方周末：这本小说里也频繁提到了“湖畔诗人”，他们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典型代表，逃离工业城市，重返自然是他们的自然观。你的家乡塔斯马尼亚遍布雨林和自然植被，你觉得这有没有影响你看待自然和文明的方式？

弗兰纳根：我无法逃离。英国文学并不是特别吸引我，我从小就在它的这种传统中成长。我更喜欢中国诗人对自然的书写，你们的古典诗词太美了，哪怕经过我们粗糙的翻译（也能感受到），毕竟诗歌译起来不容易。

浪漫主义诗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外界对我所生活的这座岛屿的看法，但我不会用浪漫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它。我成长的文化背景既有工人阶级文化，也深受本土文化、黑人文化的影响，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看待自然的方式。

浪漫派把自然世界看作一种逃离和慰藉，也把自然当作一种可供俯视、占有的风景，但在我的成长环境里，人们只是在自然中存在，是它不可分割、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是自然塑造了你，而不是你塑造了自然。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这些。不过当然，这些浪漫派的作家确实对我有影响，毕竟我们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其文化影响深远，英国不再统治我们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精神上仍然处于被殖民的状态。

我的意思是，在我的国家，出版业也才发展了50年，职业作家也才出现50年，所以这里的文学还很新，人们理解自身所处世界的方式也还很新。

南方周末：在《古尔德鱼之书》里，你写到了指挥官对萨拉岛的各类建设，比如环形铁轨、大雄麻将馆，这些地点在塔斯马尼亚的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吗，还是只是文学想象？

弗兰纳根：这很有意思。完全是想象。

在塔斯马尼亚，现实总是在极力模仿虚构。很多游客专程来寻找麻将馆和铁轨的遗址（大笑），结果失望而归。但这是塔斯马尼亚特有的现象：人们总想用荒诞又宏大的工程，把自身意志强加给自然环境，但最终却被自然击败——那些工程土崩瓦解。

人们试图掌控自然，但自然并不顺从，然后最终会战胜人类。这样的场景在这里屡见不鲜。

我在这片古老雨林深处的一个小型采矿小镇长大，镇子小得微不足道。在小镇周边，你能找到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甚至七十年前小型采矿村落的遗址，雨林把一切都吞噬了。唯一剩下的，可能是一节火车车厢，一棵十米多高的树，树干从车厢中间穿膛而过，把车厢高高地顶在高处。这就是那段铁路仅存的痕迹。其余部分，放眼望去就像原始丛林。

所以在我成长的世界里，堪称非凡的事物都是非人造的。我记得我去中国时，看到上海和其他大城市，规模恢宏，令人惊叹。我当时想，在这样的地方长大是什么感受？

我看到过一个数据，不知道准不准确：从2006年起，全球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其他所有地区的人口总和。现代人的生活体验，本质上是一种宏大的都市体验，而我成长的地方，仿佛还停留在几个世纪之前。

在我所处的世界里，人类很渺小，但天地广阔。所以，当你看到人类试图建造庞然大物、征服自然、主宰地球的种种努力时，会觉得有些滑稽可笑。因为你知道这一切最终会尘归尘，土归土。但如果从你所在的世界，审视我的世界，可能也同样觉得滑稽，因为它看上去脆弱得不堪一击。或许这两种看法都是真的，我也说不清。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9日，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近阿瑟河的一处偏远海滩，超过150头伪虎鲸搁浅。视觉中国丨图

南方周末：我感觉你在写作的时候，似乎在传达对由语言和人群构成的现代文明的讽刺或者不信任？

弗兰纳根：其实我并没有不信任。

这一点要向亚洲、欧美地区的人们解释清楚，比较困难。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小说，已有大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现代艺术总是围绕着人群、城市、孤独以及个体的疏离。但我直到24岁，才第一次见到人群——当时我去伦敦，置身于熙攘的人群中，那种周围都是陌生人的感觉让我觉得恐惧。

在我生活的地方，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就算不认识某个人，跟他聊上两分钟，也能厘清关系网：他认识的人里有认识你或者你家人的，或是你认识他的家人，总能找到关联。而生活在上海，显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

在我长大的世界，我从没感觉到孤立无援，虽然偶尔会有寂寞感，但始终被认识的人和自然环境环绕，这让我有归属感。整个世界都浸润着生命的气息。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世界就更好，只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类生存体验。

这些都体现在我的写作里。刚开始写作时，我曾经试着模仿亚洲和欧洲的文学大师，去写人群、城市，可我根本没有那样的生活经历，写出来的东西空洞无物。所以，人只能写自己真正知道的东西。

给人一副面具，他才会对你吐露真言

南方周末：《古尔德鱼之书》也探讨了真实和虚构的关系——拥有叙事权的人可以轻易掩盖发生在萨拉岛上的残酷真相，并且用一种美化后的虚假历史写作掩盖真实，你怎么看待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以及作家身处两者间的叙事道德？

弗兰纳根：人类向来都是借助故事和歌谣来讲述关于自身的真相的。

奥斯卡·王尔德大致说过这样一句话：给人一副面具，他才会对你吐露真言；摘下面具，他就只能说谎。故事让我们得以说出平日里不敢言说的一切，因为故事不是争辩，不是政治，它包容着我们作为人所具有的矛盾与混乱。

所以一部小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真实的人性。故事越是荒诞不经、不受拘束，我们反而越能在其中看见我们自身的真相。

南方周末：你在小说里写到一句话：“艺术是一种惩罚，而非生来的权利。”能不能请你再解释一下这句话？

弗兰纳根：在很多文化里，人们默认艺术是特权阶层的消遣。仿佛只有生来就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才能从事艺术。但艺术并非如此。拙劣的艺术往往出自那类人之手。

有些人是注定要去见证、诉说，注定要把自己的梦想或者梦魇公之于众的。经常有人问我：“我想当作家，我适合吗？”当他们问出这句话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他们并不适合。真正的作家别无选择，他们就是成为了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注定要接受自己的命运。

在《古尔德鱼之书》里，古尔德是一个为了艺术付出了生命的艺术家。他入狱、被流放，厄运接踵而至，这往往就是艺术家的宿命。他们极少能获得物质上的成功。如今我们推崇的许多艺术，往往也都是在创作者默默无闻、身处黑暗时完成的。

他们或许因为一些平庸之作短暂地站在聚光灯下，而真正的杰作，却诞生于他们被唾骂、遗忘的时刻。直到他们离世，我们才惊觉他们的画作、音乐与书籍有多伟大。

南方周末：在中国，非虚构正在变得比小说更流行，大家会觉得小说越来越和人们的生活无关，而非虚构却能拓宽读者对周遭世界的认知，你怎么看待小说在当下世界的重要性？

弗兰纳根：小说从来都不是书籍中最受欢迎的体裁。偶尔会有小说成为现象级畅销书，但大多数时候并非如此。可小说一直在持续发展，它的影响是缓慢而持久的。随着时间推移，它会改变人类对自身的认知。所以我并不为此担忧。

小说的美好之处在于：创作它不需要权力和金钱。最贫穷的人也可以写书，只要他们足够勇敢、真诚，并且技艺到位，这本书就会开始被人关注，而后年复一年，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这本书（《古尔德鱼之书》）在澳大利亚刚出版时，备受非议，遭到猛烈抨击。后来它在法国、美国等地受欢迎，紧接着又突然在英国被关注。这就是一本书的命运。说来也很奇怪，我一度以为这本书刚问世就完蛋了，但它挣扎着前行，最终获得了成功。

我想这就是小说的特质。我们无法只用销量去评判小说。《白鲸》在（美国初版后）六十年只卖出两千多册，却深刻改变了美国文化。在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你都能看到《白鲸》的烙印，不管是好的烙印，还是坏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小说拥有改变人的灵魂的能力。如果一部小说改变了一个人的灵魂，那就是一次非凡而有力的创作。哪怕只改变一个人的灵魂，也足以证明一部小说的存在价值。

南方周末：大概二十年前，《古尔德鱼之书》出版后，你接受英文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一旦你清楚自己在写什么，那你写的东西就不值一读。”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否仍然同意这句话？

弗兰纳根：对我来说确实如此。我见过一些作家，动笔之前就已经构思好了整本书，他们也确实写出了很棒的作品。但我讨厌无聊，所以写作时也必须调动自己的兴趣。

这本书直到写下最后几句话，我才知道古尔德最终会变成一条鱼。他脱离了我的掌控。但后来我才明白，这其实是这本书唯一可能的结局，只是我一开始并没有预料到。

我觉得写作就像做梦。它自有一套逻辑，而你只是这个逻辑的旁观者，你不知道它会把你带向何方。说实话，写得越多，我反而越不懂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神秘的事。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孙啸正

责编 刘悠翔